如今的香港導演中,每有作品出手定能保證不俗質量的導演屈指可數,杜琪峯算一個,許鞍華也算一個。但是兩人都有一個前提,杜琪峯拍的得是他“一部正劇 一部喜劇”中的前者,而許鞍華拍的得是聚焦於尋常百姓生活細碎的情感小品。

《黃金時代》顯然不屬於生活小品的範疇,本片涉及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內涵乃至人物譜系,絲毫不比《太平輪》簡單。也正因其複雜與宏大,《黃金時代》早在立項之時便招來一片悱惻議論,直至如今上映過後,依然爭議不休。


任何一部電影,都是絕對不能僅僅用“好”或“爛”去定義的。《黃金時代》確實沒有在票房上有漂亮的斬獲,但業界更願意肯定許鞍華實驗的勇氣與精神,金馬獎和金像獎都把份量最重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導演的提名雙雙奉上,金馬更是第三次把最佳導演獎授予了許鞍華。

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必須承認《黃金時代》是許鞍華從影近四十年來野心最大的作品,她所偏愛的傳奇女作家蕭紅的題材,也已心心念念幾十年之久(據她自己説,她20多歲時就想拍蕭紅,而今已年近70)。但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一執念如此長久,待到真正親手操刀時,即便是久經風雨的許鞍華也不免有點誠惶誠恐。

毫無疑問,蕭紅被許鞍華尊為偶像,而與她搭檔的編劇李檣,同樣執迷於蕭紅非凡的文字(這一點的確值得稱道)。為此,《黃金時代》直接從蕭紅作品中擷取了大量對白,精確到具體日期的一個個細碎事件描述,以及力求還原當年時代風貌的服裝和道具(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以上這些是許鞍華和李檣從可證的史料中收集而來)。凡此種種,都彰顯出編導渴望還原一個客觀、真實的蕭紅的深切訴求。

然而,也許正是因為過於渴求客觀與真實,影片採用了一種顯得笨拙的方式去演繹蕭紅的傳奇一生。它從蕭紅第一段失敗的戀情開始,事無鉅細地一點點推進着人生前進的步調。與蕭紅有過交集的成羣的人物走馬燈似的出現在銀幕上,留下零星的事件,便迅即離去。觀眾彷彿只是能夠明白髮生了什麼,卻難以理解一切為何以及如何發生。對於更多史料難以確證或影像無力表達的部分,則採取了由演員面對觀眾大段唸白的方式予以呈現。這些頻繁出現的間離段落,猶如一則旨在介紹史實的電視紀錄片,讓整部影片本已破碎飄零的同時,更讓人有齣戲之感。以至於有論者感慨影片更像是一部資料翔實的論文,而非電影。為尊者諱的心態或許讓許鞍華和李檣都不自覺地沉溺於這種情感認同上的主觀,但這一點卻恰恰違背了他們對於“客觀”的孜孜以求。最終,許鞍華的宏大野心,似乎只是用來完成了一次對偶像與情懷的致敬,而非一篇史詩的書寫。

略顯矛盾的一點是,《黃金時代》絕非我們熟悉的那個許鞍華,但設身處地的情感代入卻又是她的標籤與風格。人們在《黃金時代》上映過後的反應,不免又將話題推回到影片立項後傳出的種種擔憂——以小品見長的許鞍華到底能否擔綱一部史詩?縱觀許鞍華過往的作品,幾乎所有被人銘記的經典,都是精確且細膩地描畫普通百姓心理與生存狀態的小品,從90年代的《女人四十》《男人四十》到近年來的《姨媽的後現代生活》《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等等無不如此。這些故事大多沒有什麼波瀾起伏,也並不試圖闡釋什麼深刻的思想與哲理,完全在於以情動人。這些“情”,可以是柴米油鹽的夫妻情(《女人四十》),曖昧微妙的婚外情(《男人四十》),也可以是温暖無言的主僕情(《桃姐》),甚至可以是浪漫不羈的同性情(《得閒炒飯》)。總之,取自生活、出自百姓的點滴情愫總能以其真摯在某一時刻打動你心。但反觀她那些賦予了更多時代情懷的作品,卻往往差強人意,無論是發生在清朝的《書劍恩仇錄》還是在民國的《傾城之戀》和《半生緣》,都多少缺乏情感上最講究的“真”的韻味。當然,背景與野心同樣宏大的《投奔怒海》無疑把許鞍華所擅長的“情”和所追求的“情懷”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這部在當年囊括了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等多項大獎的傑作不但是許鞍華人生的第一座高峰,而且從此奠定了她牢固的江湖地位。

因此,僅僅因為《黃金時代》的題材便對許鞍華諸般質疑者多少落入了經驗主義的窠臼,許鞍華過去的履歷雖然確鑿無疑地證明她極其擅長打造小品,卻難以坐實她不能勝任一部史詩。只不過因為後者的成就永遠需要在每個製作環節中精雕細琢不失分毫,自然不易實現。而許鞍華最值得肯定與褒揚的一點恰在於幾十年來始終勇於嘗試逾越新的高峰,《黃金時代》或許算不得一次十足成功的嘗試,但對於已近七十的許鞍華而言,嘗試就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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